缮的官员，汗毛倒竖。太常寺、光禄寺、将作监等机构负责人，恨不得立刻跑去检查自家负责的一亩三分地。皇帝们更是对传国玉玺、宗庙祭祀等事关正统的象征物无比紧张，下令严加看管和定期检查。秦始皇可能下意识地摸了摸腰间（如果佩戴了玉玺）；武则天想起明堂大火，心有余悸；赵匡胤则可能想到自己“黄袍加身”时，那些前朝仪仗器物是如何被处理或重新诠释的。

“‘物’的征兆之后，是‘人’的征兆——统治集团内部，开始出现一些极其荒诞、脱离常理、乃至自毁长城的言行。”天幕画面变得有些滑稽又悲哀：皇帝开始沉迷一些匪夷所思的爱好，比如明朝天启帝做木匠不理朝政（虽然之前提过，但在此语境下意味不同），或者像汉灵帝开“西邸”卖官鬻爵到了明码标价、影响行政的地步；高层官员公开贪腐、党同伐异到了毫不掩饰的程度，比如西晋石崇、王恺斗富，唐朝元载、鱼朝恩专权；军队纪律废弛，将领克扣军饷，士兵形同乞丐匪徒，毫无战斗力可言。“这些行为，在王朝强盛期或许会被规劝、压制，但在末世，它们会像溃堤的蚁穴一样公开化、普遍化、甚至‘合理化’。皇帝觉得‘朕就是玩玩，天下能有什么事’；大臣觉得‘不捞白不捞，明天还不知道是谁的天下’；将军觉得‘有兵就是草头王’。整个统治机器的‘软件系统’出现了根本性的错乱和腐败，失去了最基本的纠错能力和羞耻心。比如，隋炀帝三征高句丽，穷奢极欲，明明民怨沸腾，他却依然沉浸在‘万国来朝’的幻想中。这就叫：君王嬉戏臣敛财，将骄兵惰纲纪衰；大厦将倾浑不觉，犹自笙歌醉蓬莱。”

万朝的言官御史们立刻精神抖擞，准备抓住天幕这个“由头”，对朝中不良风气进行劝谏或弹劾。皇帝们则大多脸色阴沉，反思自己是否有过度“爱好”，同时严厉扫视殿下的臣子。权臣们多少有些心虚，清流们则痛心疾首。朱由校（天启）看到自己又被点名，估计躲在后宫更不敢出来了。隋炀帝杨广如果看到，可能会暴怒，但心底未必没有一丝悔意？各朝有识之士，都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和预警。

“统治集团内部荒唐，民间则会滋生出另一种‘征兆’——各种带有强烈叛逆、讽刺或绝望色彩的‘民间文艺’与‘流言蜚语’的升级版。”天幕浮现市井儿童传唱含义不明的诡异童谣；茶馆酒肆流传着越来越大胆、直接讽刺朝政和皇帝的段子、笑话；墙上出现越来越多的匿名“反诗”或诅咒标语；关于“真龙天子”已在某地出现、或某处有“王气”的传言愈演愈烈，甚至具体到某人某物。“童谣在古代常被附会为谶语，‘千里草，何青青；十日卜，不得生’（董卓之死）。末世时，这类东西会特别多，特别毒。它们像是社会情绪的温度计和泄压阀，当公开的言论渠道被堵塞或失去信任，这种非正式的、带有隐秘快感的‘文化反抗’就会盛行。明朝末年，关于崇祯皇帝的各种讽刺画、段子在民间偷偷流传；清朝后期，关于慈禧太后和洋人的各种荒唐笑话层出不穷。这不仅是娱乐，更是民心彻底离散、官方话语体系崩解的征兆。这叫：童谣巷议含刀锋，反诗笑话遍地生；民心已似离弦箭，纵有严刑难禁声。”

这直接联系到上次的“谣言”话题，但更进了一步。各朝的宣传部（礼部、翰林院）、情报部门（厂卫、内卫）、地方官，都感到头皮发麻。这些东西最难查禁，也最能反映真实民情。秦始皇对“始皇帝死而地分”的刻石心有余悸；汉武帝对巫蛊之祸中的谶语敏感；武则天对反对她的诗文深恶痛绝。而民间那些“段子手”和“涂鸦者”，可能一边看天幕一边偷笑，觉得自己做的事被天幕“正名”了。

“还有一个非常直观、甚至有些‘视觉冲击力’的征兆——都城或重要地区的‘市容市貌’与‘社会风气’的诡异变化。”天幕展示：原本繁华的街市变得萧条，店铺关门，行人匆匆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