- **宋（北宋）及更早的南北朝、五代时期：** 那些经历过民族冲突与融合的朝代，观看此景，感触尤深。石敬瑭、刘知远等依靠契丹或本身出自沙陀的统治者，会感到一阵寒意，思考自身权力基础与族属认同的脆弱性。岳飞、韩世忠等抗金将领，或许会鄙夷那些为忽必烈效力的“汉军”，但也会更加认识到异族政权内部的复杂矛盾，思考利用之策。

- **儒家士大夫阶层：** 遍布各朝的儒家学者，对此事的评价呈现两极。一部分强调“华夷之辨”的士人，会严厉谴责忽必烈是“以夷乱夷”，但其使用汉军的行为，又让他们感到一种诡异的“文化胜利”，认为这证明了华夏文明与力量的吸引力。另一部分更务实的士人，则可能从中看到超越族群的“天下”秩序构建的艰难，以及政治现实主义往往凌驾于文化伦理之上的冷酷事实。他们会围绕“忠君”与“华夷”、“事功”与“气节”展开激烈辩论。

- **民间百姓：** 普通汉地百姓，对忽必烈“带领汉军打蒙古人”这件事，直观感受是“狗咬狗，一嘴毛”，或是“胡人杀胡人，活该”。少数有识者或亲身经历战乱的，则会痛心于无论谁打谁，最终受苦的都是底层士卒和百姓。而“焚烧圣地”一事，在重视祖先祭祀的汉族百姓看来，也是极为缺德的行为，无论烧的是谁的圣地。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忽必烈在汉地民间可能存在的“贤明”形象（如果存在的话）。

**天幕引发的直接历史时空连锁反应：**

- **元朝内部（忽必烈时期）：**

- **蒙古勋贵离心倾向加剧：** 尽管表面无人敢言，但天幕指控无疑在众多蒙古贵族心中埋下了刺。那些本就对忽必烈过度汉化、重用汉人色目不满的守旧派，获得了精神上的支持与道德上的武器。私下串联、抱怨、消极应付的情况可能增加。忽必烈需要花费更多精力来安抚蒙古本部，可能采取一些如增加赏赐、强调草原旧俗、举行传统祭祀等措施来补救，但裂痕已难以完全弥合。

- **汉人官僚处境微妙：** 汉臣们更加如履薄冰。他们既担心因天幕强调的“汉军”角色而遭到蒙古人的猜忌和排斥，又必须更加卖力地表现忠诚，以证明自己的价值和无害。一些人可能会主动上疏，避谈汉军功绩，强调忽必烈“天命所归”、“华夷一体”的理论。阿合马等色目官员可能趁机进言，进一步排挤汉官，争夺权力。

- **忽必烈本人的调整：** 忽必烈在震怒之后，势必进行一系列政策宣示和自我正名。他可能会下诏，重申自己黄金家族正统身份，强调征讨阿里不哥、海都是维护大蒙古国统一的正义之战，淡化汉军在其中的作用，或者将汉军描述为“仰慕天命、自愿归附的各方勇士”。同时，他可能会加大对蒙古传统祭祀的投入，修复或新建一些敖包、寺庙，以彰显对蒙古根本的重视。但他推行汉法、倚重汉地经济的基本国策不会改变，因为这是他政权的基础。

- **抗元势力（南宋残余、北方汉人起义军）：**

- 天幕内容可能被抗元力量利用，作为宣传工具。他们会散播“忽必烈是蒙古叛徒，连自己祖宗都不认，岂能真心统治中国”、“为其效力的汉人，不过是被利用的棋子，将来免不了鸟尽弓藏”等言论，试图瓦解为元朝服务的汉人军民的斗志。

- **西北蒙古诸王（海都等）：**

- 海都等人的声势大振。天幕的“忘本”指控，成为他们攻击忽必烈最有力的意识形态武器。他们可以更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才是蒙古传统的扞卫者，吸引更多对忽必烈不满的蒙古部落来投。元朝与西北诸王的战争，将不仅是一场权力争夺，更被赋予了一层“正统”与“背叛”、“守护传统”与“毁弃根本”的文明冲突色彩，变得更加持久